全国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，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，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，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，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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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高校内设机构试点取消行政级别

高校去行政化一直备受外界关注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指出，逐步取消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。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表示，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。

声音

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。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，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。

在我心目中，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，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校长是在二线，为一线教师服务。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，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。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，混淆了学校的属性，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。 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校长龚克

谈论文发表

论文评价受批评因被“唯一化”

新京报：现在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二，很多学术期刊靠发表

论文而增刊扩版，怎么看这个现象？

龚克：发论文多不是坏事，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、高影响力论文出现，总体上是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表现。单纯地批评论文多是没有道理的。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，这是世界公认的。能在高水平刊物、会议上发表出来，是经过学界同行评价和认可的。

新京报：大家会认为论文虽然多但质量不高，甚至互相抄？

龚克：抄袭剽窃那是学术不端，是另一回事，根本就不能当做真正意义的论文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我国论文这么多，基础研究还是跟不上？

龚克：今天的“跟不上”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，可以说是大踏步地跟上来了，一些方面已从“跟跑”变为“并跑”，有的方向上已在领跑。

但另一方面，必须重视在原始创新上存在较大差距，在前沿交叉创新上的较大差距。真正体现重大创新的成果不多。这里就有个导向问题，看怎么引导科研人员去抓问题。有些论文的问题是从文章缝里来的，研究者在文献里看到了一些缺陷，然后去弥补这个缺陷，这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。但这有个缺点，不直面重大的发展问题，没有很大的成果转化价值。

新京报：现在科研评级体系里，“惟论文是举”的问题备受外界关注，如何改变？

龚克：首先，我必须强调“论文评价”是国际通行的、经过百多年历史检验的基础学术研究的评价，它的合理内核就是“同行评价”。论文评价受到批评，是因为它被“唯一化”了，被简单地计量化了，还被用到了不适用的地方。

这些年，为了抑制简单地量化评价，南开大学一直采用“代表作”评审制，比如申报副教授要提交三个代表作。但代表作主要是论文。后来我们进一步改革，代表作不仅是论文，还可以是教学成果、专利及其实施结果等。但到最后区别高下时，论文因素又突出了，因为它的区分度高。这说明科研评价的改革不那么简单，本质上是我们对不同科研活动的规律掌握仍然不够，现在需要大家共同破解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应加上“深化科研评价改革”这几个字，这是牵“牛鼻子”的事。

谈高校“近亲繁殖”

打破“近亲繁殖”是必须的

新京报：包括南开在内，有很多院校存在“亲近繁殖”现象，即老教授的学生、乃至学生的学生都进入教学岗位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？

龚克：这件事我2011年到南开时就注意到了，当时70%都属于“近亲”。于是，我们的政策是每一届招聘自己的博士毕业生不能超过1/3。实践下来的效果，大约在20%左右。“近亲”也不能完全否定，他体现了师承关系和学派风格，有一定合理因素。但一个学派的学者不一定是你的徒弟。从国内外科学发展经验看，打破“近亲繁殖”是必须的。

新京报：让人情少一些，让学术多一些？

龚克：当时我回国后去清华，发现自己的发展快于很多清华自己的学生。同样一件事，自己的老师、师兄都在那里，有些观点就讲不开，自觉不自觉就得看他们脸色，而我是一个外来的不用管这些，没有这么多忌讳。实际上，从外面招聘教师就简化了院系内的人事关系，活跃了学术思想，大家反而发展比较快。

谈去行政化

不是不想当副部级 这不是我的身份

新京报：国家教育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，请问哪类高校在这一改革可能走得比较快？南开做得怎么样？

龚克：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。为什么赞成？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，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。在我心目中，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，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校长是在二线，为一线教师服务。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，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。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，混淆了学校的属性，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。

我希望取消行政级别推动去行政化，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学校里必要的行政管理，是作为一个抓手，去掉我们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，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，回归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。

新京报：南开有做去行政化的尝试吗？

龚克：我们新建的学术机构都是不设行政级别的，生态文明研究院、统计研究院，不给机构冠以正处级或副处级级别。我觉得学校里行政化观念和习惯是比较严重的，改革的步子不够大。

新京报：老师能接受吗？

龚克：我想问题不在教师，而是体制。我们不应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，而应是独立办学机构。去行政化就是去掉这些东西，通过还原学校的本来身份，由此来改变学校与社会、学校与行政机关、学校内部的关系。